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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處：
P. Bond (B)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School of Geography, Archa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e-mail: [email protected]
A. M. Vasiliev et al. (eds.), Africa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dvances in African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77336-6_10
導言：經濟危機期間中國與南部非洲關係發展趨勢
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 (SADC) 地區由
14 個國家組成：安哥拉、波札那、剛果民主共和國 (DRC)、賴索托、馬拉威、毛里求斯、莫三比克、納米比亞、塞席爾、南非、史瓦帝尼、坦尚尼亞、尚比亞和辛巴威。在與主要國家和問題領域打交道時，中國的作用是什麼？不僅只是近期與
SADC 國家的大量投資、貸款和貿易關係，而且更是其新的“一帶一路”倡議（BRI）？畢竟，“一帶一路”的影響力異常雄心勃勃，甚至遠在南部非洲的人跡罕至的地方。儘管如此，一些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國家尚未加入BRI：毛里求斯、賴索托、史瓦帝尼、波札那、馬拉威和剛果民主共和國。史瓦帝尼與台灣的長期關係仍然是與北京日益緊張的根源。
中國在南非的主要投資和貸款需要分拆，因為它們在概念上屬於“一帶一路”倡議，但由於系統性腐敗和生態破壞，主要項目出現了社會阻力：德班港口擴建（已經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港口），鐵路擴建以從林波波省出口煤炭，Nelson
Mandela的汽車廠，世界上最大的建早中的燃煤電廠（Kusile），以及最大的特殊南非經濟區（Musina-Makhado）。
這些項目始於 2010 年代，大部分持續到
2020 年代。可以通過考慮 2017
年初川普上台前，在世界經濟論壇上的一次全體會議來理解，習近平在會上澄清了他的意識形態：“我們必須保持致力於發展全球自由貿易和投資，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習近平，2017）。在
2015 年的一次談話中，習近平強調了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金磚國家合作夥伴之間貿易的優點。這些經濟體必須“通過創新和產能合作，增強金磚國家的向心統一力量，提升競爭力”（習近平，2015）。然而，如下文所述，金磚國家內部提到的“向心”經濟戰略—即隨著世界轉向，它似乎變得更加緊密地一體化。實際上越來越離心。因為到
2007 年去全球化的趨勢已經開始，那是國際一體化貿易、金融和投資的高峰年（Bond，2018；Garcia
和 Bond，2018）。
事實上，現在發生的貿易越來越脫離所謂的價值鏈：即全球一體化的生產系統。甚至在
Covid-19 來襲之前，麥肯錫全球研究所 2019 年的“全球流動”分析就證實了“ ...從世界裝配線上滾下的貨物現在進行跨境交易的比例較小。2007
年至 2017 年期間，出口比例占商品生產價值鏈總產出的
28.1% 下降至 22.5%”（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s，2019）。
2010年代貿易強度的下降是由中國主導的。中國的出口總額從
2007年到2017年，貨物總產出的比例從
18% 下降到 10% 。離心過程會在系統轉動時產生外向應力，將物體推離中心，從而可能導致物體解體。諷刺的是，甚至在
COVID-19 破壞全球經濟之前，最近世界貿易/GDP
比率的下降就是由金磚國家領導的，曾經被高盛(Goldman Sachs)經理
O'Neil (2001) 認為是他所謂的 21 世紀資本主義“是由建設的經濟體金磚國家”。南非不僅受到重創，貿易占
GDP 的比重從 2007 年的 73%
下降到 2017 年的 58%。而同期世界貿易/GDP
的比重從 GDP 的 61%
下降到 56%。所有金磚國家的貿易減少程度都遠高於全球標準。其中三個國家在
2015-2019 年的部分時間里處於衰退：巴西、俄羅斯和南非。在2020
年，只有中國實現了 GDP 正增長。
一個原因是經濟危機的一個典型症狀，即自早期2010年代主要來自中國企業：可以稱為資本過度積累，反映系統性的產能過剩。中國對其廠房、設備和機械的過度投資，以至於繼續產生增長的能力是有限。左翼和右翼經濟學家都承認這種資本過度積累。對於左派來說，過度積累有各種症狀。
由於行業內部之間，和行業與行業之間的資本主義競爭，導致資本密集度不斷上升，從而導致生產過剩，存在過剩的趨勢：庫存水準高、廠房和設備閒置、商品市場產能過剩、勞動力閒置和金融資本泡沫。由於銀行業和股票市場的利潤更高，在生產性經濟中積累資金的公司發現從固定資本再投資轉向購買“虛擬資本”（金融、票據資產）有更好利潤（Bond，2019
）。
在正統經濟學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7) 研究了中國資本的過度積累，發現在中國需求佔世界市場 30% 至
60% 的主要行業—煤炭、鋼鐵、有色金屬、水泥、化工等，至少存在三分之一生產中的產能過剩（圖
10.1）。而由於過度負債，金融危機隨時可能爆發，導致國內和全球經濟增長放緩，數億中國人的生活條件惡化。
Fig. 10.1 Chinese
overaccumulation: capacity underutilisation in sectors with a high
global share (Sourc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7 Article IV
Consultation)
這個問題並不罕見，因為根據社會學家 Ho-Fung Hung
(2015)，“中國的資本積累遵循同樣的邏輯，並遭受著世界其他地區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樣矛盾。包括典型的過度積累危機，以全國各地的鬼城和工廠倒閉為代表”。早在
COVID-19 加劇經濟壓力之前，這些情況就變得嚴重了。政治經濟學家Xin Zhang（2017：321-22）認為，它們反映了中國資本主義“過度積累導致的重組”。
中國政府常常與中國資本的各種代表一起，被迫在更大的空間維度上重新配置中國資本主義，以維持資本的積累和擴張。”進步積極分子也明白這一點；正如
2017 年香港 金磚國家和“一帶一路”人民論壇，“與其提供替代方案所聲稱，金磚國家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的延續。在金磚國家之上還有中國新的大項目，一帶一路。其主要目的是輸出中國的剩餘資本，並在此過程中尋求外國的合作和“互利”
跨國公司和政權往往是專制的。這些投資的價格往往由勞動人民和生態平衡來承擔”（Borderless
Hong Kong,2017）。
從過度積累到“新的爭奪”和重新抬頭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
經濟危機狀況也在以過去的對抗方式發生，在19
世紀後期帝國主義時代導致一次世界大戰。今天在東西方拉鋸戰中，地緣政治的影響正被敏銳地感受。中非關係是否會成為西方與非洲衝突的根源，已存在巨大擔憂，部分原因是川普後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新冷戰繼續，使南非共體(SADC)國家撕裂、分裂，並受到新形式的影響剝削。在川普的領導下，美國方面幾乎沒有努力向非洲國家拉攏。
最初的“爭奪非洲”，這是當非洲大陸的邊界部分是在1884-1885
年發生在柏林的一間會議室裡。由於來自英國、葡萄牙、法國、比利時和東道主德國的代表的一時興起而導致人民分裂。在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地區(SADC)，每個殖民強權都在不同程度上掠奪土地，每個殖民強權都建立了對居民和自然的白人殖民權力。
場地爭奪戰不僅代表了佔領領土的殖民勢力，還代表了資本主義在其自身的經濟危機中貪婪地擴張。根據德國共產黨領導人Rosa·Luxemburg的說法，他讀到了關於納米比亞、剛果民主共和國和南非，然後在1913
年，他寫下“因此，資本主義必須隨時隨地，與它遇到的每一種自然經濟的歷史形式，進行一場毀滅性的戰鬥。這些生產力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土地，它隱藏的礦產寶藏，以及它的草地、樹林和水，以及原始牧羊人部落的羊群。既然土著人的原始社團，是他們社會組織和生存物質基礎的最有力保護，資本主義必須首先計劃系統地破壞和消滅所有阻礙其發展的非資本主義社會單位。”
正如一些人描述的，不僅是西方殖民大國，還有南非和中國在該地區的行為方式，現在是否正在進行一場新的非洲爭奪戰？就“一帶一路”而言，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戰略正在面對兩個嚴重問題。首先，與印度的緊張關係很嚴重。部分原因是“一帶一路”通過巴基斯坦與克什米爾相連，靠近印度鎮壓政治起義的地區，以及
2020
年年中的中印衝突導致數十名士兵死亡的地區。第二個在下文討論的，是對社會、環境、政治和經濟不公正的日益抵制。雖然主要是針對專制政府，有些得到西方支持，有些得到中國支持。但也根源於中非關係的結構特徵，尤其是資源開採。
現在，對於中國周邊國家來說，BRI
的成員資格已被視為理所當然，但印度除外，從巴基斯坦的GWadar港到中國西部邊緣的連接，可以使中東石油和其他重要供應品的進口變得更加容易。比遠洋航線風險小，因為有瓶頸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但印度自己的議程造成了一場尚未解決的競爭衝突，部分原因是印度開始了自己的反“一帶一路”戰略。
2017
年與日本結盟的亞非增長走廊。與此同時，西方抱怨說，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允許中國的擴張，北京仍然不遵守“公平”規則。無論是奧巴馬、川普還是即將到來的拜登，美國攻擊中國的貨幣，認為人為壓低以提高出口競爭力、知識產權盜竊、對半國營公司的慷慨補貼和保護國內市場。反過來，這又引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即新冷戰是否已經開始，非洲將再次成為其中的棋子。
雖然拜登政府將扭轉一些更非理性的美國—川普加強的中國貿易戰條款，國家安全和大型科技領域的其他條款可能會繼續。華爾街一些最大的公司的資本和貿易關係在中國暴露。通過直接投資、供應商關係、研發合同（為公司賺取巨額特許權使用費）和消費者市場。而北京仍然擁有超過
1.1 萬億美元的國庫券，儘管自 2012
年以來持有量沒有增加。儘管存在這些相互聯繫，但隨著歐巴馬的帝國主義“轉向亞洲”，南海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在
2011 年開始上升。Pilger記者寫道（2016)，“到
2020 年，將近三分之二的美國海軍力量將轉移到亞太地區。今天400
多個美國軍事基地用導彈、轟炸機、軍艦，尤其是核武器包圍著中國。一位美國戰略家說，從澳大利亞向北穿過太平洋到日本、韓國，再穿過歐亞大陸到阿富汗和印度，這些基地形成了，“一個完美的套索”。
此外，歐亞大陸是一個試驗場，因為中國在不斷增加的投資“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基礎設施。這些項目的部分資金來自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以俄羅斯-中國能源合作為中心。由於歐巴馬和川普的反對，並在沒有華盛頓會員國的情況下迅速開展。由於川普善變的性格、無情的實用主義、異常瘦弱的表面皮膚、粗暴的欺凌行為以及使自己的社會和世界兩極分化的能力，局勢變得危險。
儘管在 2021
年初，川普被一位更加溫和的美國領導人拜登所取代，可以預見到進一步的好戰，包括與美國軍事利益相關的貿易戰方面，拜登將比反復無常的川普更可靠地代表軍工聯合體。與川普相比，歐巴馬奉行將中國同化為西方主導的多邊主義的戰略，包括在傳統上具有剝削性的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和更高的投票權。2014
年，歐巴馬同意《經濟學人》（2014 年）雜誌的編輯，後者就“關鍵問題，中國是否最終進入該多邊金融體系或挑戰它”對他進行了採訪。” 歐巴馬回答說：我認為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大問題。是的。我認為美國和歐洲繼續歡迎中國作為這些國際規範的全面合作夥伴是很重要的”。
與這種言論相反，歐巴馬在 2015
年教條地，但沒有成功阻止西方大國和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體系加入亞投行機構。這是他最屈辱的國際失利。但是當談到
WTO 中貿易自由化的加劇、新自由主義規則下 IMF
的資本重組，以及破壞具有以京都議定書為特徵的約束力的減排目標時西方大國，奧巴馬的戰略使得中國和其他金磚國家被帶入內部要成功得多。由於這些原因，這些國家的角色可以被認為是“次帝國主義”，正如巴西依附理論家Ruy
Mauro Marin所定義的那樣：“積極與帝國主義擴張合作，在這種擴張中假設一個關鍵國家”。
2017年初川普上任的前一天，習近平前往Davos世界經濟論壇，承諾擴大全球資本主義，與川普的保護主義和“美國優先”言論形成鮮明對比。習近平的全會講話澄清了他的意識形態：“曾幾何時，中國對經濟全球化也有疑慮，不確定是否應該加入世貿組織。但我們得出的結論是，融入全球經濟是一個歷史趨勢……任何企圖切斷經濟體之間的資本、技術、產品、產業和人員流動，並將海洋中的水引回孤立的湖泊和河流的任何企圖根本不可能。我們要繼續致力於發展全球自由貿易和投資，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我們將擴大外商市場進入，建設高標準自由貿易試驗區，加強產權保護，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比賽場地中國將敞開大門，不會關閉它。”
實際上，習近平不僅通過徵收反補貼關稅有效地回應了川普的關稅，而且還在
2019 年 8 月策劃了人民幣貶值至
7 元/美元以下。早在川普之前，習近平就證明了他的自由化言論不是與現實相符合。從
2015 年年中開始的六個月中，北京實施了嚴格的外匯管制、股市熔斷和金融監管，以防止兩次中國股市崩盤擴大到現有
5 萬億美元的損失。此外在Davos演講後的
18
個月內，習近平授權對美國產品實施一系列貿易限制，以報復川普的保護主義關稅。將過度混亂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有毒水引回經濟淨化系統確實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去全球化進程說明了這一趨勢。如上所述，在 Covid-19
之前，全球價值鏈的貿易/GDP
比率和產出比例正在下降。貿易強度下降的原因是中國。從 2007 年到
2017 年，中國的出口總額佔商品總產出的比例從 18% 下降到
10%。因此即使中國繼續在資本積累方面扮演全球領導者的角色，成為購買力平價最大的經濟體。但是該國
2019 年的 GDP 增長率估計僅為
6% 左右。為 25 年來的最低增長率，並且由於
Covid-19，2020 年的增長要低得多。結果包括
2019 年進口商品萎縮，這對長期依賴原料出口的非洲國家產生了不利影響。
中國買家購買他們的商品，儘管這種情況在 2020
年年中發生了逆轉。當全球以財政刺激作為近乎普遍的 Covid-19
危機轉移戰略出現時，新的商品購買熱潮開始了。因此中國內部經濟矛盾日趨尖銳，部分原因是國債從 2007
年佔 GDP 的 150%
增加一倍，超過到 2018 年，達到 300%。此外中國“控制國有部門的精英尋求資本外逃，蠶食私人部門和外國公司，並加劇彼此之間的鬥爭”。
Hung（2018，162）解釋說“
2008年後的繁榮，是由國家銀行財政刺激計劃資助的不計後果的投資擴張推動的。這創造了一個巨大的債務泡沫，不再與相應的擴張以相匹配外匯儲備。債務推動的經濟反彈，導致的許多重複建設項目和基礎設施不會盈利，至少短期內不會。債務的償還將充滿挑戰，一個重大的債務定時炸彈已經形成。中國經濟的這種過度積累危機，是股市崩盤和資本外逃的根源，導致人民幣在2015-2016年大幅貶值。”
從 2015
年底開始，中國實施了更嚴格的外匯管制，不僅是為了防止金融資本外逃，而且是為了應對所謂的“供給過剩”帶來的過度積累。以所謂供應側結構性改革，以“引導經濟進入新常態”。北京有五個戰略，即去產能，去庫存，企業去槓桿，降低企業成本，以新基本建設以投資產業升級。根據世界銀行工作人員在
2018 年的積極評價，“三降一減一改進”是“背離中國傳統的需求的側刺激政策”（Chen
& Chuanhao，2018）。
未來幾年的困境是，中國經濟中的其他矛盾，尤其是不斷上升的債務和與美國斷斷續續的貿易戰（而可能會波及其他試圖抵制貶值的經濟體），是否會將受控過程變成那種首先導致過度積累的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如果是這樣，在國際團結一致的情況下，協調工人和社區對貶值過程的抵制將變得更加重要。目前針鋒相對的保護主義反應（通常伴隨著右翼仇外政治）必須轉變為真正的人本全球化，其共同目標是為了社會生態健康而減少成長。
公民、政治、社會經濟和環境因素
儘管從 1839 年到
1949
年，英國和法國以及日本帝國列強首先入侵並佔領了中國的重要地區。但是中國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個強大的國家。在過去的三十年來，自1989
年天安門事件的大規模鎮壓之後，人們表達了更多的人權關切和社會抗議，人們越來越擔心習近平政權將其權力推向了極端。自
1970
年代後期以來，北京在沒有民主化的情況下監控自由化資本主義發展，導致威權主義加劇、前所未有的監控，還有對於少數民族的鎮壓，尤其是在西部省份。在類似種族隔離的農民工制度的背景下，掠奪農村土地，選擇性起訴腐敗，以及鐵飯碗國家福利制度的消亡。
在1949年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之前，中國農村是支離破碎、效率低下和被壓迫的。毛澤東以農業生產集中化試圖改變農民，但在
1959-1961 年導致大規模飢餓。重工業投資和嚴格規劃使城市能夠收獲盈餘，而社會基本需求的差距則通過“鐵飯碗”福利模式來滿足，包括國有企業住房以及學校和醫院。從
1952 年到 1978 年，識字率從人口的
20% 提高到 83%。勞動控制的核心制度是“戶口”，它與種族隔離的移民限制顯著的相似。
自由化開始後，3億農民工以臨時登記方式進城。根據（Lin，2015：71），“第一代（農民工）是農村農民，他們在農村貧困的推動下，在新興城市經濟的拉動下，於
1980
年代遷移到中國的城市中心。他們在城市的工資微薄，但是仍高於農村收入。對於年輕女性來說，工廠工作和城市生活也帶來了新的自由感。但戶籍制度和他們自己的農村根源，代表著第一代農民工最終傾向於返回他們的村莊。家庭農場為離家出走的農民工，提供了替代他或她在城市工作中無法獲得的福利，以及在失業或老年時的保障。而同時一位農民工幫助補充從事低收入小地塊的就業不足。出走農民工補助農業的家庭成員原本無法維持的低收入。只要農村還有大量剩餘勞動力，這個新的半工半農家庭經濟單元的關鍵結構條件，就會佔上風。”
在數以百萬計的前鄉鎮企業倒閉、鐵飯碗不復存在的時代，北京為跨國公司投資者的利益，而維持超額剝削工資的能力部分，基於性別區分。正如
Julia Chuang (2016: 484) 在談到農村性別關係時所解釋的那樣，“在外派社區，女性面臨雙重約束：她們要支持從事不穩定和高風險的丈夫。他們預計將與這些丈夫談判，將一部分匯款收入分配給他們年邁的父母，這些人無法獲得福利或社會支持。”
由於北京從其巨額盈餘分配給社會福利的資源很少，因此任務更加艱鉅。在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2019）衡量的全球
40 個最富裕的經濟體，中國的社會支出佔 GDP 的比例與南非類似，僅為
8%，遠低於經合組織 22%
的平均水準。除中國之外，只有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墨西哥在這個同行組中排名較低。
結果之一是社會不滿情緒上升。中國政府上一次公佈抗議活動的統計數據是在2005年，當時有8.7萬人。近年來，據孫斌
(2019, 429) 稱，“每天爆發超過
600 場大規模抗議活動。中國每年超過20萬。其中，超過
100,000 人發生在農村地區，這其中可能有 65% 與居民失去土地有關……中國政府將壓制有關宗教根深蒂固的抵抗，而容忍出於經濟動機的行動，並鼓勵受民族主義啟發的示威遊行。”
有時，抗議活動是一個很好的壓力鍋指標，導致國家作業的調整，包括撤職被視為對社區或工人懷有敵意的官員。Christopher
Heurlin (2016: 3) 在他的著作《中國的反應性威權主義：土地、抗議和政策制定(Responsive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Land, Protest, and Policy Making)》中展示了北京如何“主動監測公民對國家政策的反對。並在反對活動特別成為普遍時，有選擇地反應政策變化。”
然而北京社會信用監控系統的非凡進步，現在不僅能夠預測抗議的地點和時間。中國通過對相當於Facebook的微薄上面表達的不滿加以系統監控。還要懲罰維權人士。儘管美國機構自由之家並不總是可靠的，但它所稱的中國互聯網控制模式是不可否認的。它的模式包括防火牆、內容刪除、撤銷用戶存取權、操縱社交媒體和高科技監控，以及暴力、逮捕和鎮壓。有一個例子，互聯網記者盧玉宇，是一位多產的勞工和社會抗議分析家。他和他的搭檔李定宇於2016年以“尋釁滋事罪”被捕。在獄中被毆打後，盧於
2017 年被判處四年徒刑（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2017）。
於2014年宣布中國社會信用評分，目的在“讓守信的人在天底下四處遊走，讓失信的人一步也難走”。到
2018 年底，北京國家公共信用資訊中心透露，中國法院禁止潛在旅客購買機票 1750
萬次，禁止購買火車票 550 萬次。該系統計劃於
2020 年推出。這是目的在確保極權社會控制的通用武器庫的一部分。正如《連線》雜誌在
2019 年報導的那樣，“中國政府已經在以令人恐懼的方式，
使用新技術來控制其公民。
互聯網受到高度審查，每個人的手機號碼和在線活動，都被分配了一個與其真實姓名相關的唯一
ID
號碼。面部識別技術在中國也越來越普遍。在如何使用它來跟踪和監視公民方面幾乎沒有限制。最令人不安的侵權行為發生在西部省份新疆。人權組織和記者稱，中國政府正在以幾乎前所未有的規模拘留和監視來自少數維吾爾族穆斯林人口的數百萬人”（Matsakis，2019）。
佔領營和居民再教育營很常見，尤其是在新疆和西藏。少數民族長期以來一直要求獲得更大的權利和自治。2019
年 11 月，《紐約時報 2019
）發表了 403 頁來自中國政府內部的證據—“新疆文件”。展示了習近平在
2014 年伊斯蘭極端分子襲擊火車站後如何加強鎮壓。他呼籲利用“獨裁機關”進行“反恐怖主義、反滲透、反分裂鬥爭”。對“宗教信仰強烈”的人“絕對不留情”。這一進程從2017年開始認真開始。
香港民主抗議者正在參與正在進行的非同尋常的激進主義活動。非洲南部共同體活動人士正在密切關注示威活動。因為在這個專制和民主領導人經常彎腰對公民進行非法間諜活動的地區，用於逃避監視的許多創造性策略將十分重要。為了說明，中國精英利益和南非領導人的融合在
2009 年、2011 年和 2014
年 3
次展示。當時南非政府分別拒絕或推遲了達賴喇嘛參加和平會議的旅行簽證。大主教榮譽退休人員Desmond
Tutu誕辰 80
週年並獲得諾貝爾獎和平獎獲得者工作坊。在最後一次會議上，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慶祝“南非政府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尊重，以及在此問題上對中國的支持”（
Reuters, 2014 ）。2015
年，外交部首席非洲官員林松田抱怨說，北京在幫助Jacob Zuma開發十個特別
經濟區。達賴喇嘛“不能只是來為你破壞它，我們想要一個友好的氛圍和環境來實現這一點。我們在南非投入了大量資金，我們不能讓他來破壞我們的良好關係”（Mazibuko，2015
）。
南非國家的主權在 2015 年底也受到侵犯，財政部長Desmond
van Rooyen的任命被推翻，後者被廣泛視為Zuna的危險親信。根據業務Day
出版商（布魯斯，2016 ）“我確實了解到，中國人很快就會讓Zuma知道他們的不滿。一方面，他們對標準銀行的投資受到了重創。其次他們在南非投入了太多的政治活動，就如同一個業餘愛好者把事情搞砸了。他們的干預影響極大。” (Bruce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利的發展。）
在另一個廣受注意的中國干預非洲國家事務的案例，2017
年 11 月針對Robert Mugabe的發生政變進行重大投資，然後又失敗了。中國已被邀請到辛巴威進行武器銷售與及在煙草、基礎設施和採礦業的股份。中國其零售進口繼續使辛巴威製造業失去工業化。Mugabe的繼任者Emmerson
Mnangagwa在 1970 年代與羅得西亞殖民主義作鬥爭，是Mugabe的主要追隨者之一，他於
2014 年升任副總統。但Mugabe於
11 月 6 日解雇了他，隨之他的妻子Grace的無情上台。Mnangauwa命運，是他的盟友，陸軍領導人康斯坦丁諾Chiwenga緊急北京之行的催化劑。Mnangauwa與中國軍隊指揮部協商。在毛澤東時代，他在中國接受了軍事訓練（CNN，2017）。通常是官方消息來源的北京環球時報對Mugabe越來越警惕。據撰稿人稱，(Hongwi,
2017)社會科學院，“改革主義者Mnangauwa將廢除Mugabe錯誤的投資政策。在一個經濟破產的國家，誰上任就需要進行經濟改革，對外資開放。中國在辛巴威的投資也成為Mugabe政策的受害者，近年來一些項目被迫關閉或轉移到其他國家，帶來巨大損失。”
在民眾中，Mnangauwa仍然受到廣泛的不信任，因為他需要對
1982年至1985年的“Gukhurahundi”大屠殺負責（但是他拒絕承認）。此受害人為該國西部省份的超過20,000人他是主要臭名昭著的Ndebele族群的成員。其少數武裝對他稱之為“蟑螂”。因為他對持不同政見者施用了一劑軍用“滴滴涕”）。他顛覆了Mugabe最初輸掉的
2008 年總統大選；他隨後擔任聯合行動委員會主席，秘密管理國家，破壞民主倡議。以及
2008 年至2016年的廣泛鑽石掠奪事件（Bond，2017a，b）。
2016 年，Mugabe本人抱怨辛巴威東部Marange礦區的鑽石開採收入不足。“我認為我們沒有超過
20 億美元，但我們認為在帽子領域的收入，遠遠超過 150 億美元或更多。” 為了讓Mnangauwa與臭名昭著的（現在顯然已入獄）中國投資者薩姆帕建立主要的Marange合資企業。辛巴威，Mnangauwa統治下的軍隊強行佔領了Marange油田。2008
年 11 月，軍隊在那裡殺害了數百名小型手工礦工（Bond，2017a，b）。
中國投資者扶植非洲獨裁者的例子還有很多。但在南共體地區，Sampa與Jose
Eduardo Dos Santos關係的案例脫穎而出。根據受人尊敬的評論員Antonio
Pereira (2018) 的說法，“Pa利用這種關係來確保對建築項目的完全控制安哥拉。安哥拉國際機場的建設是
Pa、CIF
以及中國對安哥拉建設項目的壟斷的延續。他還與北京半國營中石化合作，收購安哥拉油田。Pa於
2015
年在中國被捕，原因是他顯然違反了反腐起訴，推翻了黨和國家高級官員。他目前下落不明。這些是當地社會經濟、民事和政治以及環境違規的例子。然而最危險的是中國、南非和其他高排放國家，繼續在南部非洲共同體地區製造氣候危機條件。儘管中國在太陽能和風能發電方面的領先地位，以及禁止進口廢物的決定是積極的跡象，但對HCFCs氟氯烴、毒素和塑料產品的監管不力正成為一個主要問題。
社會經濟和環境損害的結合在大型項目中也很明顯，我們接下來將簡要回顧中國在南非的投資和貸款的五個主要案例。
中國在南非大型項目中的爭議角色
涉及南非的五個最大項目就說明了上述問題，尤其是那些與政治腐敗、經濟利益分配不均、社會混亂和生態破壞相結合的問題。南非目前最大的兩個項目包括在一條新鐵路線上出口煤炭，以及擴建德班港口。那是“總統基礎設施協調委員會”戰略綜合項目的1和2.。已經針對中國供應商發起了賠償運動。他們在
2018 年初開始取得成功，原因是國家運輸機構在耗資 500
億美元的大宗鐵路升級項目中，購買數百台指定出口 180
億噸煤炭的機車頭，存在公然腐敗行為。中國的聯繫也需要中國。
開發銀行於的承諾。此銀行2013 年為
Transnet 的資本投資提供 50
億美元的信貸，這筆款項將部分支付中國南鐵提供的機車頭費用。
收購價格還包括該公司首席執行官Zhou Qinghe顯然知道的29億美元的“不定期支出”。這些是通過
Transnet 官員向 Gupta
兄弟支付的腐敗款項。眾所周知，這些兄弟通過他們僱用的兒子“逮捕”了當時的南非總統Zuma。由於公眾的強烈抗議，Zuma於
2018 年初被趕下台，距離他的任期結束將近一年半（Bond，2020
）。
南非的第二大大型項目是擴建原來已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集裝箱碼頭，耗資
150 億美元。在第一階段，在購買七台主要用於從東亞進口貨物的串聯船岸起重機，再次通過
Transnet 發生了規模小得多的 Gupta 賄賂案件。
這些由上海振華重工（與瑞士的
Liebherr-International 合作）提供，並為 Guptas
帶來了 800 萬美元的回報。這種因為加價和供應商牟取暴利，而被稱為“世界上最昂貴的起重機”（Amabhungane，
2017）。然而關於德班港口擴建最重要的一點是，它遭到了該地區主要社會運動的堅決反對。並經常抗議。南德班社區環境聯盟因大規模污染和流離失所（Bond，2017a）。
印度洋沿岸的另一個主要港口城市是Nelson Mandela（原伊麗莎白港）。它包括一個經濟特區
(SEZ)，在被稱為 Coega
的地區提供大量稅收優惠，並包含中國在南非的最大單一製造業投資。北京汽車工業公司 (BAIC)
工廠由南非國家工業發展公司 (IDC) 共同出資。2018年年中，就在金磚國家在Sandton的高峰會的前一天，第一輛半拆裝運動型多功能車組裝完成。製造工廠耗資近
10 億美元（當時110
億蘭特）並且是六個國家中南非經濟特區最大的單一外國直接投資。
2018年6月，中國駐南非大使林松田表示：“我去過很多發展中國家和工業開發區，Coega經濟特區是其中最好的。”然而，在隨後的一年中，北汽/IDC合資企業遇到了許多困難。西開普大學
(Toussaint et al., 2019)經濟特區報告記錄了這些：“危機包括小型、中型和微型企業參與、啟動階段的預算短缺，不同的勞動法，和生產延遲，這些都嚴重破壞了國有企業合作夥伴關係的形象。正如部分中資獨立報業集團在
2019 年的一篇報導所承認的那樣：“汽車工業界對於這輛車聲稱是在南非製造的說法表示嚴重懷疑。去年
9 月，當地媒體報導說，所有建設一直在以蝸牛的速度移動。所有的中小型企業都因未收到付款而透出場地。”“
同樣，根據西開普大學的分析師的說法，一個表現是當地的異議：“當地記者
Max Matavire 報導了施工期間對BAIC的廣泛勞工和小企業抗議，並在
2019 年 11 月發表了一篇文章，“雄心勃勃的生產目標推遲了
110 億蘭特的BAIC項目， ”
由於BAIC“因為未能實現其在發佈時，設定的過於雄心勃勃且不切實際的生產目標，而錯過了兩年的最後期限。目前，他們每年以半拆裝套件生產5萬輛汽車。全面營運後，這將增加到每年10萬” ……據媒體報導，工廠工資不足是進一步不滿的根源。工人要求的工資是
2018 年每小時 24 蘭特的兩倍，並且第二次罷工經歷了數週”（Toussaint
等，2019 ）。
最後，在南非可能是最大的經濟特區。該國最北端，有一個價值 100
億美元的中國投資金屬製造設施計劃，在一條名為 Musina-Mukhado
的走廊。經濟特區的一小部分距離Beit橋的辛巴威邊境哨所僅
50 公里。但中國企業家Ning Yahoi和他的深圳Hoimar資源控股公司選擇了農村馬卡多路段，用於8000公頃的項目，接近向北的主要高速公路。Musina-Makhado
經濟特區 (MMSEZ) 的那部分是能源冶金綜合體（因此有時稱為
energy-metallurgical complex, EMSEZ）。
Cyril Ramaphosa總統於
2018 年 9 月共同主持了非中合作論壇，除了推廣
MMSEZ 外，他還宣布從中國銀行進一步向南非經濟特區和工業園區提供 11
億美元（165 億蘭特）的貸款。（Mokone
2018）。如果獲得批准，MMSEZ 將包含一個洗煤廠，年處理能力為
1200 萬噸，焦化廠（300萬噸），一座煉鐵廠（300萬噸），不銹鋼廠（300萬噸），錳鐵粉廠（100萬噸），鉻鐵廠（300萬噸），石灰石廠（300萬噸）。最有爭議的是一座
3300 兆瓦的燃煤電廠。
後者沒有被納入南非的國家自主減排貢獻計畫，或增加能源容量的綜合資源計劃。無法立即獲得用於冷卻工廠的水。甚至
MMSEZ 聘請進行環境分析的公司 Delta BEC (2020)
也承認，就溫室氣體而言，“此項目對於整個生命週期的排放量，將消耗該國碳預算的
10%。因此對國家排放清單的影響很大。該項目無法在當前的監管範圍內實施。” 相反，DeltaBEC
針對大量二氧化碳排放提出了一種碳捕獲儲存策略，雖然這種技術並不存在。
此外腐敗，是南非部分地區的另一個問題，該地區有著臭名昭著的國家掠奪遺產。在
2017 年至2018
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甚至在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名單”上有一段時間。原因是2015
年至2017 年，他在 ASA
辛巴威的一家礦業公司擔任董事會主席資源組。但他被其他董事解僱，並被指控涉嫌貪污 500
萬美元。在 2018 年 11
月的倫敦高等法院審理此案時，法官裁定對 Ning 的指控可信，罪名是“偷錢Ning與中國供應商之間的腐敗關係，以及中國董事之間涉嫌侵權的串謀”。訴狀內容很廣泛。” Amabhungane
的調查記者（南非主要記者）發現了 Ning
與南非官員之間的許多可疑關係，包括南非負責部長的瀆職行為（Amabhungane，2020）。
儘管如此，該項目仍將繼續，據一位記者稱，“MMSEZ
的概念以廣泛的跨境研究為前提，以確定哪些商品可以跨越 Beit Bridge
邊境。其中前十名被確定為潛在唾手可得的成果。這個想法是，與其在德班製造機器和設備並運往南部非洲共同體國家，不如在
MMSEZ 中進行更有利的操作”（Ryan，2019）。
換句話說，南非的淨收益值得懷疑。1992
年種族隔離結束時，企業的標準公司稅率為 52%。在隨後的
30 年中，這一比例降至 28%，但這仍然不足以吸引本地或外國資本的新投資。經濟特區的策略是進一步降低稅率，僅為
15%。
儘管存在與資本獲取和水資源、氣候和腐敗相關的困境，即使是 2019
年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特別經濟特區報告，這是明確宣傳了 MMSEZ：“在非洲，通過邊境經濟特區開展的洲際貿易和經濟合作也被提上議事日程。這南非MMSEZ戰略性沿主要位於北-南線進入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靠近邊境南非和辛巴威。它是作為更大的區域計劃的一部分而制定的，以釋放投資和經濟增長，並鼓勵該區域的技能和就業發展”（ONCTAD，2019：160）。
結論：恢復積極的中國-南共體關係的潛力
在南非和整個地區出現的不利條件是無可爭辯的，並將繼續受到質疑。然而許多南部非洲人對中國有著不同的了解。不僅是現在活躍在該地區的超級剝削性的國有和私人企業。許多人問，中國工人、農民和進步人士是否有朝一日能像
1949
年那樣，將他們的社會，從現在控制著經濟和國家的自我毀滅的統治階級手中奪走？為了確定中國在非洲的作用是光榮的，有很多理由敬佩那些一直在非洲尋求解放盟友的力量，並給予聲援。世界各地人士對於中國社會-生態-經濟的見解包括：
1.中國 1949
年的農民工革命和非殖民化—以及後來的1960-1970
年代，它對非洲反殖民鬥爭（尤其是辛巴威）和區域發展援助（特別是坦尚尼亞-尚比亞鐵路）；
2.中國快速減少污染和傳播可再生能源的能力（部分基於對西方知識產權的忽視）；
3.中國通過維護國際金融主權的實力外匯管制和金融監管（尤其是
2015 年至2016 年為阻止股市崩盤蔓延至其他市場而實施的監管）；
4.中國 2009
年至2014 年大規模住房、服務、娛樂和交通創新的擴張（特別是中國新毛主義“新左派”推動的城市發展“重慶模式”）；
5.中國持續不斷的工人和農民抗議活動，儘管經常受到嚴厲懲罰，但據稱每年超過
100 000 次；
6.中國互聯網用戶規避北京壓制性監控系統的能力（包括香港正在進行的民主組織。
還有周恩來關於中美關係的“八項原則”。非洲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55 年前。作為中國第一任總理，週在1963年底和1964年初的非洲之行中列出了對外援助的原則：
1.互惠互利
2.沒有附加條件
3.無息或低息貸款不會給受援國造成債務負擔
4.幫助受援國發展經濟
5.不建立對中國的依賴
6.幫助受援國完成需要較少資金和快速回報的項目
7.實物援助必須以世界市場價格提供高品質，以確保當地人可以學習和掌握該技術
8.為受援國工作的中國專家和技術人員與當地的專家和技術人員一視同仁，沒有額外的福利（Shixue，2011）。
儘管SADC進步人士欽佩中國的許多創新和抱負，但以上內容考慮了與中國的關係各個方面所預示的社會經濟和環境進步。實際上，中國的半國營和企業投資、融資和貿易，以及中國在多邊主義中的作用及其在非洲的地緣政治力量。到目前為止。答案是對中國和
SADC 統治階段之間的關係持悲觀態度。然而，也有理由對未來可能將南部非洲反抗人士與中國異議份子重新聯繫起來的社會阻力持樂觀態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