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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如果問起"海國圖志"，可能絕大多數人都未曾聽聞，也不了解這本編寫在中國，但是卻對日本巨大影響的書。
林則徐在其欽差大臣任內，開始編譯世界地理資料。在他流放之前，曾將草稿托於魏源。魏源收集更多資訊再重新整理，因此完成此50卷的海國圖志，1843年1月，始刻印於揚州。1851年此書第一次到達日本。
"海國圖志"此書，在中國出版之後，無人閱讀，無人流傳，而此書在日本，風起雲湧，成為日本人見識到世界的啟蒙書。日本明治維新的要角，都是受到此書的啟示。
中日兩國在清末走向不同命運。日本最後選擇了脫"亞入歐"。中國至今仍自認是居天下之中，唯我獨尊。此種自負自大之心態，隨著1940~1950年代大批中國人來到台灣，也影響了一部分台灣人之心態即是目空一切，無法睜眼看到真實之世界。其中最顯著的區塊，就是農業此族群。
我自1994年至今，在蘭花產業研究近三十年，是否需要將此學術領域寫成一本書？然而以中文寫出的下場又是如何？不過也就是另一本的"海國圖志"罷了。
附錄I.《海國圖志》在日本的傳播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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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西方列強叩開日本的國門之前，日本流行的是朱子學和朱子學提倡的華夷之辯，日本的學士們一面使用天下、華夷的概念認識世界，一方面又努力的排除中國因素對於日本民族意識的束縛。一方面，由荷蘭商人和商館傳入的洋學卻主張用實證和探究的方式了解世界，日本人很早就認識到了：「夫地者一大球也
,萬國配置焉, 所居皆中,何國為中土」。
當西方衝擊迫在眉睫而日本又在了解世界的道路上裹足不前之時,
帶著中國對鴉片戰爭失敗教訓的總結 , 《海國圖志》傳入了日本 。
《海國圖志》成書於 1842年,初為50卷
,逾 57萬字 ,地圖
23幅 ,洋炮圖式 8頁,
1847年補充為 60卷 , 1852年又增至
100卷。百卷本近 88萬字。全書除介紹五大洲數十國歷史地理政治情況之外,還包括總結鴉片戰爭的經驗教訓、海防戰略戰術和關於仿造西洋船炮等方面的論述及圖說
10餘卷。經日本學者考證, 《海國圖志 》初次傳入日本的確切記錄是在
1851年 (日曆嘉永四年)。首批舶入為
3部,時價為日幣 130目。這
3部《海國圖志》並沒有流入市場, 而是全部為官方收藏。1853年佩里艦隊抵日讓日本各界產生前所未有的危機感,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日本對於《海國圖志》的需求與日俱增。1854年,
傳進日本的《海國圖志》驟增到15部,除官方御用之外,
有8部流入市場。
而其後, 僅自
1854年至1856年的短短3年間,
日本出版的《海國圖志 》選本、和解本 、和訓點本竟達 21種之多。
應當承認,《海國圖志》在介紹世界諸國基本歷史地理情況方面,與原本流播於日本的洋學刊物頗有幾分「異曲同工」之處。《海國圖志》或可在介紹的廣度上略勝一籌,但也在細節上存在某些謬誤。然而,
《海國圖志》的最大意義在於 ,它為絕大多數不了解洋學的儒學者打開了世界的大門。因而在更大的範圍內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啟蒙作用。學者杉木達在《海國圖志美理哥國總記和解跋》中說:「本書譯於幕末海警告急之時
,最為有用之舉 。其於世界地理茫然無所知的幕末人士 ,此功實不可沒也。」日本學者大谷敏夫也指出,
《海國圖志》「成為幕末日本了解列強實力的必備文獻,供作隨手翻查之用。」以至於「私塾也從此用作教材」，通過《海國圖志》在日本的廣泛傳播,
世界的真實情況突破了幕府的封鎖成為盡人皆知的事實。這一點,
是將傳播範圍局限於特定文化圈內的洋學所無法比肩的。最早記錄《海國圖志》輸入情況的底帳上,
留有時任書物改役(負責書籍審查工作的幕府官員)的向井兼哲這樣一段話:「此項內有御禁制文句
,向井外記 (即書物改役向井兼 )為此向御役所報告,
御所令全部交出。向井外記於子十一月十八日告知商人 (不得出售),
並將信函附於帳籍之上 。」
在下級官僚看來,含有介紹西洋情況等內容的《海國圖志》違背了思想統治的要旨無疑是應當被查禁的。但是,含有「御禁制文句」的《海國圖志》卻在幕府上層備受重視。3部
《海國圖志》並沒有被毀禁,而是分別為御文庫、學問所各收藏
1部,另一部被擔任海防掛的幕府老中牧野忠雅買去。這兩種迥然有異的態度,不但是幕府對於知識信息壟斷的明證,更「恰好反映了決策者與在下位者對時局認識的差異」。這種差異,也證明了在日本最早開始重構世界認識的,並非領導了明治維新的中下級武士
,而是被倒幕運動推翻的, 往往被認為迂腐反動的幕府。應該說,這種重構並非始於
《海國圖志》的傳入,而更多地是基於對鴉片戰爭中國慘敗的警示。1841年
,老中水野忠邦在寄給川路聖謨的信中說 :「
(鴉片戰爭 )雖屬外國之事 ,亦即我國之鑑
」。佐藤信淵也在 《海防餘論》中談到水野忠邦對於清政府的戰敗深感 「唇亡齒寒, 我國雖全盛
,亦非晏然自佚之時」。而魏源編纂《海國圖志 》的目的之一,就是總結鴉片戰爭失敗的教訓。正如魏源在
《海國圖志》的序言中所說 :「是書何以作?曰
: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制夷」才是魏源編纂此煌煌巨著的最終歸結。雖然
, 「制夷」的提出並非基於一個正確世界認識,相反,
「制夷」的思想 ,在某種角度來看,仍是舊世界認識的餘燼
。但是, 「師夷」卻開啟了重構世界認識的大門,這一點在中日兩國具有同樣深遠的意義。而魏源在
《海國圖志》中明確界定夷之長技「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並對其進行了儘可能詳盡的介紹。這一點,也是使幕府重視
《海國圖志》的原因之一。
後來，《海國圖志》對新式武器、科技發展和攘夷戰爭都帶來了巨大影響。在鹽谷宕陰1854年訓點的
《翻刻海國圖志 》序中有:「此書為客歲清商始所舶載,
左衛門尉川路君獲之,謂其為有用之書也 ,命亟翻刊」的語句。鹽谷宕陰這裡提到的「左衛門尉川路君」既是前述被任命為軍制改革專員老中水野忠邦的核心幕僚,
同時也擔任海防掛一職的川路聖謨。從文句中看,川路聖謨至遲
1853年便已讀到《海國圖志》一書。而 1851年首批舶入的
3部《海國圖志》皆為官方收藏,甚至為幕府最高決策者所獲,
1854年舶入的《海國圖志 》更是近一半為官方徵用。
三 .《海國圖志》對日本世界觀念重構的影響
毋庸諱言,
《海國圖志》對於那一時期日本命運的掌舵者們世界認識的重構,起到了某些積極作用。但是,需要著重指出地是,
對於西方的衝擊,魏源是站在現存體制維護者的立場來思考應對之法與解決之道的。這也是魏源的主張得以如此之快地被幕府消化吸收的原因之一。然而,不觸及問題核心,簡單地修修補補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局勢,
強行 「嫁接 」形成的 「無本之木」也無法實現政策制定的初衷。
1867年幕府招募的以夏諾萬大尉為首的法國教官團抵日後,
居然發現不但日本所造大炮 「其膛線多屬錯誤」, 軍令軍制方面則更是
「疏漏遺憾之處甚多」。對於日本軍事方面的改革 ,夏諾萬尖銳地批評說:
「日本人以前所進行的改革,既無目的又無遠見」。
如前所述,魏源一直思考的是如何在西方衝擊下維持現有體制,這也是魏源「師制」之策的目的所在。不能因為《海國圖志》在正確認識世界之路上的篳路藍縷,就人為地賦予其本身所不具有的意義和高度。魏源在晚年所作的
《默觚 》中說:「乾尊坤卑,天地定位,萬物則而象之……是以君令臣必共,
父命子必宗,夫唱婦必從。」儒學倫理才是魏源認識世界的根本出發點,
傳統儒家思想, 從哲學觀念到政治理論無不是對「天地尊卑」的「象之」,既無改變必要
,又無改變可能。但是在 《海國圖志》中 ,魏源對於沒有實行君主制的諸國多給予正面評價,
介紹瑞士時稱其 「不設君位, 惟立官長 、貴族等辦理國務 」,
而民政「皆推擇鄉官理事,不力王侯」為「西土之桃花源也」。在介紹美國時,
他盛讚美國的民主制度 :「議事聽訟,選官舉能,皆自下始,眾可可之,眾否否之,
眾好好之, 眾惡惡之,
三占從二 ,舍獨徇同, 即在下預議之人,亦先由公舉,
可不謂周乎!」而美國憲法更是 「可垂奕世而無弊 」。這些描述,
無論其正確與否、出發點為何,客觀上確實起到了向各界介紹西方近代化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作用。
日本得以在短短 10數年間逐漸開始近代化轉型,走上開國與立憲之路,
《海國圖志 》在思想領域的影響實不可小覷。被後世與佐久間象山並稱為開國論 「東西雙璧」的儒者橫井小楠原本堅持鎖國的觀點,堅決主張皇國論,認為「我神州百王一代,三千年來獨立於天地之間
,世界萬國無可比擬」。但是在 1855年,橫井小楠看到了魏源的《海國圖志》,
遂成為不識洋文的橫井小楠的 「世界百科全書」。
正是通過《海國圖志》的介紹,橫井小楠認識到鎖國不可為之,其思想也一變而為開國論。在其著於
1860年的名篇《國是三論 》中指出「當今航海大開,成不可拒納諸國之時勢」;「天地之氣運與萬國之形勢,非一己之好惡所能改變之事」。而魏源在《海國圖志》中對美國民主選舉的描述更是讓橫井小楠看到了「可比堯舜的禪讓政治」,橫井小楠甚至視華盛頓為
「白面碧眼之堯舜」。西方的三權分立觀念與民主共和政體,在橫井小楠看來,
正是儒家政治理想「三代之治」在西方的 「復興」。這也成為了橫井小楠 「三代之學」思想觀構建的支點之一。於今天看來,橫井小楠的認識難脫對西方政治制度進行曲解,
甚至穿鑿附會之嫌。但是筆者認為,在西方挑戰逐漸具象化,日本政治與思想界未知如何應對的時代,橫井小楠在政治觀念上以托古的方式所進行的超越應當給予正面評價。「可比堯舜的禪讓政治」的推崇,
使橫井小楠思想上的「復歸」在某種程度上得以超越儒學政治倫理的窠臼,他在明治維新前就提出兩院制的議會制度。也因此
,橫井小楠在日本的憲政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足跡。被梁啓超稱為「新日本之創造者」的幕末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陰在囚於野山獄期間讀到了《海國圖志》,在高度評價魏源提出的攻夷
、款夷、制夷等 「鑿鑿中窺 」的同時,
也批評了魏源對於世界認識的局限。他指出魏源聯合美俄對抗英國的以夷制夷之策是基於對國際關係的錯誤認識 ,認為「凡夷狄之情,
見利不見義,苟利與,
敵仇為同盟;苟害與 ,同盟為敵仇
,是其常也」, 而事實也證明了他的判斷。此外,他對魏源以「師制
」試圖維護舊體制思想的批評更是一針見血, 「清之所宜為慮,不在外夷,
而在內民也。何以默深於此不及一言耶」。吉田松陰對魏源的詰問正指向魏源強調 「師制」而掩蓋掉的更深層次的矛盾
。而這一矛盾也恰是「師制」無法真正解決西方衝擊的根源之所在。
深入研究《海國圖志》並在魏源思想基礎上得以超越的吉田松陰，在1858年公開號召尊王討幕
,提出著名的 「草莽崛起 」口號,成為幕末思想界的旗幟。他在松下村塾培養出的弟子木戶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也正是在他的思想指引下領導倒幕力量推翻了幕府的統治,並且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日本開國
,為應對西方衝擊找到了一條適合日本的道路。《海國圖志》在中日兩國都起到了開拓眼界、啟迪思想於鴻蒙的作用。日本傳統的世界認識在《海國圖志》舶入後發生了明顯的轉變。通過《海國圖志》對世界諸國史地情況的描述,日本的思想界才真正意識到西方國家的先進性,傳統的華夷觀念蕩然無存,新的世界認識逐漸形成,這也為日後日本大規模學習西方奠定了基礎。在幕府參考魏源「師制」思想力圖維持舊體制應對西方衝擊的努力歸於失敗之時
,另一批學者卻在研習《海國圖志》,甚至是在對《海國圖志》的批判中開始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努力將日本推向另一個未來。日本有學者將《海國圖志》比作「幕末決定日本前進道路的指南針」,此非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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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
《海國圖志》的命運
《中國青年報》：鴉片戰爭後，民族英雄林則徐被遣戍伊犁，途經鎮江，與老友魏源相會。那是1841年7月的一天，魏源詩云：“萬感蒼茫日，相逢一語無”，當晚同宿一室，“與君相對榻，三度兩翻蘋”，看來都沒睡著。此前一年，林則徐在欽差大臣任上，曾指揮他的“翻譯小組”編譯英國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集成《四洲志》，未及出版。當晚，林則徐將書稿全部交給魏源，希望他編撰《海國圖志》。魏源接受囑託，蒐羅更多世界地理資料，一年後成書，初版50卷於1843年1月刻印於揚州。
1851年，中國一艘商船駛入日本長崎港，照例查檢違禁品，翻出3部《海國圖志》，經檢查官審讀，認定是禁書。據王曉秋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這是“魏源《海國圖志》初次傳入日本的確切記錄”，最終都被幕府官員和學者買去。此後幾年，《海國圖志》仍不斷偷渡日本，計有15部，有的“被官方徵用”，有的流入市場，到1859年，同樣一部書價格漲了3倍。有歷史學家極而言之：正是《海國圖志》掀開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序幕。
19世紀50年代初，中國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日本卻仍然是停滯的封建國家，自1636年頒布“鎖國令”，長達200年，除漂流海外的漁民，沒人去過外國。惟有長崎一港，有限度地接受中國商船。這種孤立狀態在1853年被美國佩裏艦隊打破，轉年更兵臨江戶（東京）灣，逼迫日本屈服，兩年後締結《日美親善條約》。以進入近代史的起點而論，中國戰而降，日本不戰而降，結果都是簽訂不平等條約，最終門戶開放。
《海國圖志》有著完全不同的命運。在它的祖國，此書出版後幾乎無人問津。一個原因是：大清士大夫認為，鴉片戰爭並非敗在技不如人，國力不如人，而是林則徐這樣的民族英雄被奸臣所害；只要林則徐復起，打敗帝國主義不在話下。史學權威蔣廷黻先生說，為此“中國不思改革達20年之久”。《海國圖志》東渡扶桑，可謂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機緣，但書商深恐賣不出去，書款收不回來，這才讓它遠渡東洋，難說不是原因之一。
當年，地理專著一點都不專。著者介紹世界地理時，無不將憂國憂民之思融會書中，林則徐如此，魏源更是如此。《海國圖志》主旨，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些已是開風氣之先的改革思想，而如何造西洋炮、造西洋船，這樣的近代軍事科技資料，但凡能蒐集到手，無不匯聚書中。可惜，這一切都被國人棄之如敝屣，而日本人卻如獲至寶，通過不斷轉譯翻刻，使之成為日本朝野上下革新內政的“有用之書”。半個世紀後，梁啟超先生說，日本明治維新的前輩們，“皆為此書所刺激，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
這場維新活劇的主角之一，是日本著名維新思想家佐久間象山。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描述：此人熱心洋學，曾自鑄西洋炮，開辦象山書院，融合東西學術。他在讀到魏源的書後，感慨拍案：“嗚呼！予與魏，各生異域，不相識姓名，感時著言，同在是歲，而其所見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謂海外同志矣！”其弟子吉田松陰青出於藍，“他利用《海國圖志》提供的世界知識，結合日本實際……提出維新改革主張。他說：萬國環繞，其勢如此，若我茫然拱手立於其中，不能察之，實在危險得很。”他與老師商議，實地考察魏源《海國圖志》中“萬國情態形勢，乃為規劃經緯”，試圖衝破鎖國鐵幕，偷渡海外求學。老師大力支援，弟子卻偷渡失敗，師生雙雙鋃鐺入獄。1859年，吉田松陰被日本政府處死，時年30歲。佐久間象山雖然獲釋，出獄後卻被激進派所刺殺。
一部書不能改變國運。但《海國圖志》在中日兩國的不同際遇卻發人深思。1863年，吉田松陰的弟子伊藤博文繼承老師未竟遺志，偷渡英國留學。眾所周知，他回國後成為明治維新運動領袖之一，後來四任日本首相。甲午戰爭中，大清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在伊藤博文任期內。二戰後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撰《激蕩的百年史》，認為日本總能在驚濤駭浪中穩操航舵，原因之一，便是日本人有“卓越的機智”，但“對於那些過分相信自己實力的人們，這種機智決不會被賜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