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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處：
https://www.csis.org/analysis/need-leapfrog-strategy
跨越式的承諾
根據傳統的發展理論，新興經濟體的繁榮之路要走在原來發達國家的軌道。從理論上講，如果國家希望變得更富裕，他們應該簡單地遵循經濟體得以繁榮的一系列步驟。通過現代化，城市化和工業化，這種“超發展理論轉化為對技術能力，生產能力和設計技術的順序投入過程，使發展中國家可以走上相同的發展階段。這一過程最終將縮小收入差距，並為其公民帶來新的財富。但是，近年來，隨著發展國家尋求新的方法來利用技術進步以推動增長並幫助新興經濟體避免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跨越式”發展的另一種理論已經越來越流行。
”
跨越式發展代表一個國家繞過傳統的發展階段，直接跳到最新技術（跳過階段）。或者探索一條涉及新興技術並帶來新利益和新機遇，走向替代性技術發展道路時，可能最著名和經常被引用的跳過舞台的例子就是手機革命，它使電話掌握在數以百萬計的人手中，同時允許發展中國家直接跳躍手機電話而無需投資固定電話基礎設施。另一方面，發展中世界的手機支付系統和數位銀行app的迅猛發展，證明了創造跨越式發展機會。這些新服務極大化的擴展了獲得金融服務的機會，同時允許新興經濟體繪製出一條替代的，更優越的途徑。現在以信用卡為基礎的系統仍然存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占主導地位。
跨越式的概念已成為國際發展社會中討論的一個熱門話題，作為解決中低收入國家發展挑戰的潛在解決方案。根據世界銀行2017年對非洲發展的一項研究，過去20年來，數位革命帶來了巨大的變化，這一變化使得跨越策略不僅是可能，而且是必要。對於低收入國家而言，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利用新技術來解決發展差距和刺激經濟增長的機會。對於中等收入國家，跨越式發展允許各國迅速過渡到基於數位服務和高附加值生產的知識型經濟，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潛在的解決方案。
由於這些原因，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已開始將跨越式發展視為推動本國成長的可能策略。2017年，烏干達科學，技術和創新部長Elioda Tumwesigye認為，烏干達必須支持和投資研發，以便我們跨越技術趨勢和發展技術平台，實現工業基礎現代化並成為全球參與者。”柬埔寨總理洪森在2018年表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技術將允許未發達國家將傳統工業躍入現代工業。”
重新思考策略
顯然，發展中國家在科技驅動的產業中看到了他們的未來，而不是傳統的外國援助。近年來，英國國際開發署（DFID）和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雙邊捐助機構越來越多地尋求通過利用新數位技術的力量來擴展其開發工具包。除了少數例外，但是大型發展捐助者仍在贈款-急救的基礎上開展工作。為了滿足當今發展中世界的希望和願望，這必須改變。但是這也將發展中國家為這些希望和願望的要求制定策略。
那些明確將跨越式發展作為其科學和技術策略目標的國家，通常將其概括為框架，而不是將其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切實路線圖和策略。此外，這些策略往往只專注於實現跳過階段。加納的國家科學，技術和創新（STI）政策文件就是一個例子，該文件指出“在考慮新技術的獲取，掌握，發展，改進和推廣時，仍然有機會從目前的低谷跳上來。使技術地位轉向知識密集型技術”。通過“發展電腦硬體和軟體工程的國家能力”，“吸引至迦納等目標”。世界一流的太陽能系統設計和製造能力”，“將加納確立為高性能材料系統的區域樞紐。”
在這種框架下一個國家，跨越式發展的雄心僅限於簡單地對低價值製造業進行投資的需求，使其建設高科技現代經濟的道路。這些目標可能是有用的，因為它們經常導致人們強調教育，研發，強有力的治理，知識產權保護和基礎設施開發進行投資。但是，它們核心最終仍是追趕策略。他們仍然假設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是目標。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希望複制並粘貼矽谷模式。這些策略很少考慮顯示出發展中國家是否可能具有獨特的競爭優勢的跡象。因而使它們能夠通過自己獨特的跨越式發展，來開拓自己的發展道路。結果決策者決不會促使探索如何為更具破壞性的，跨越式發展以創造有利環境。從而使得新的，基於替代性技術的系統可以紮根。
缺乏明確的策略則是錯失了機會。如果做得正確，跨越式發展是有巨大的潛力來推動增長。在技術採用方面，發展中國家比較發達國家具有後發優勢。與被迫遵循更多漸進式過渡計劃的發達國家相比，缺乏傳統基礎設施和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可能會使新興技術迅速被採用。尤其是這種靈活性可以使發展中國家從一開始就考慮到採用新興技術來規劃其政策，創新生態系統和基礎設施。這種方法將加速他們過渡向更高效率系統，並為企業家提供早期機會，使其成為圍繞這些創新而成長的價值鏈的一部分。
跨越式成功的經驗教訓
即使沒有明確的跨越式策略，許多國家也已經成功地支持了跨越式發展。這些國家已經利用創新的商業模式和靈活的監管方法來鼓勵增長。這些實例可以為理解跨越式發展取得成功所需的有利條件，以及其他國家如何制定有助於創造增長條件的策略提供經驗教訓。
第一個例子是跨越式廣告的後代：手機貨幣。M- Pesa是現在無處不在的非洲手機支付系統，首次出現在肯亞時，肯亞中央銀行（CBK）採取了故意放手的監管方式。除了要求用戶註冊外，CBK對該服務幾乎沒有施加任何限制。再加上廉價手機設備的普及以及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不斷增長，這種監管靈活性幫助手機
app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普及。如今，M- Pesa擁有超過3700萬用戶，近80％的肯亞人使用手機貨幣服務，而在美國祇有20％。
另一個例子可以在盧安達找到。2013年，盧安達政府開始探索如何向其公民提供4G手機連接。政府意識到傳統基礎設施或營運商的不足，因此與韓國電信（KT）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通過獨特的批發業務模型提供4G服務。盧安達是第一個採用單一批發網路進行4G的國家，這使得政府可以在短短4年內通過直接鋪設光纖網路的方式實現覆蓋率。否則該過程，對於傳統電信營運商來說將耗時20年。
盧安達還一直是採用無人機技術的先驅，最著名的是與加利福尼亞的無人機初創公司Zipline合作，為偏遠村莊提供血液。盧安達的政策制定者確保該國的法規體系保持靈活性，以適應無人機營運商的需求，幫助支持了該國無人機技術的部署。盧安達對無人機飛行採用基於性能的規定，該規定允許無人駕駛飛機根據特定任務進入空域。這種更加靈活的監管方法減少了營運商的障礙，並為無人機公司提供了開放的測試和部署環境。
要避免的陷阱
儘管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必須小心不要誤解跨越式發展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方式。充分利用跨越式機遇的熱情，不應使發展中國家偏離其首要目標：成為自身的生產者。而不僅僅是其他地區所開發的技術和服務的消費者。跨越式發展並不總是能達到這個目的。例如，非洲的手機革命可能通過改善人們的資訊獲取並使其成為新的數位服務的消費者而對公民有所幫助，但消費並不是唯一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因素。
過去的跨越式例子令人興奮，這是當之無愧。但是，如果沒有將這些機會轉化為可持續增長的政策，來支持這些突如其來的跳躍式增長，那麼這種跳躍將是毫無意義的。非洲聯盟科學，技術和創新高級別小組主席的已故教授
Calestous Juma寫道：“手機革命的失敗在於它沒有成功成為經濟發展或部署奠定基礎設施相鄰的新興技術。”
經濟發展的某些要素不能採用新技術來跳躍。各國除了強大的社會機構外，仍然需要提供增長所必需的核心基礎設施，例如教育，互聯網，道路，水管管道和電力。分佈式太陽能發電可以照亮健康診所並為電話充電，但僅靠太陽能電力本身，不足以為將帶來增長的工業機械或辦公園區提供動力。遠程醫療可能會擴大對某些醫療服務的訪問，但不會取代對公共衛生基礎設施進行持續投資的需求。發展中國家必須避免為了追求短期解決方案，忽略了對基礎設施，研發和人力資本進行先前的投資。同樣，發展中國家不應將新技術視為替代品，取代由社會資本和公眾信任結合在一起的強大的社會機構。任何技術都無法取代為政治穩定奠定基礎的法律，規範和機構。
發展中國家還應該避免以跨越式方法為解決方案，然後嘗試尋找適用的問題。新興技術具有巨大潛力，但並非在每種情況下都適用。如果城市甚至沒有安裝交通信號燈或沒有可執行的基本交通法規，那麼使用網路攝影機改善交通管理策略就沒有意義。對自動駕駛汽車或先進的製造機器人的投資可能不適用於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的相對優勢在於勞動力成本較低。解決跨越式障礙的更好方法是從發展的差距入手，然後詢問那種新技術如何能夠幫助解決這些差距。
前進的道路
跨越式發展應被視為是什麼：它是可持續發展的推動力，而不是解決新興經濟體中所有發展挑戰問題的解決方案。如果有強大而充滿活力的創新生態系統，和政府良好治理的適當支持，跨越式發展就可以產生變革性的影響。但是，跨越本身只是解決難題的一小部分。在這種情況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問題是雙重的：國家如何才能實現跨越式發展，如何確保跨越式產生實際價值？發展中國家的決策者目前缺乏這兩個問題的思考框架。
在肯亞和盧安達等國家的成功經驗中，可以看到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提示。監管的靈活性和願意進行試驗的意願，已幫助這些國家利用無人機和數位支付系統帶來的跨越式機遇。這些經驗凸顯了大多數跨越式發展實例是自下而上的本質，以及決策者需要積極與企業家和技術專家互動，以確保新技術的增長不會受到針對不同時代法規的阻礙。
跨越式發展應被視為是什麼：它是可持續發展的推動力，而不是解決新興經濟體中所有發展挑戰的解決方案。
但是，全面的跨越式策略不僅僅限於監管機構。盧安達成功建立其4G基礎設施是政策制定者意識到他們擁有的獨特機會，並願意與私人企業部門合作以利用它的新方式的結果。政策制定者利用國家權力在創造新技術生根的機會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既可以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也可以為新技術創造機會和需求。國際金融機構可以向政府和企業提供更多的風險承受能力資金，以支持這些努力。一項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策略，必須考慮到國內和國際政策制定者在推動他人創新以及參與共同創造新技術系統的作用。
確保跨越式發展所能產生價值的問題是一個更具挑戰性的問題，但是許多國家已經意識到通過強有力的創新政策來支持技術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性。例如，盧安達的2020年願景策略指出：“雖然在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尚需時日，此情況下可能無法實現跨越式發展，但該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為任何新興行業提供成功的總體框架。” 遵循這一策略，盧安達政府已對數位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進行了投資，從而使其在非洲實現了最高的小學入學率，並且是互聯網用戶增長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這幫助該國不僅僅是新技術的消費國。例如在無人機行業中，盧安達已經看到一家國內無人機初創企業利用該國的測試環境將自己確立為無人機交付服務的國際供應商。此外Zipline於2018年宣布將在該國建立無人機組裝和維護工廠。這些發展表明，得到適當支持的跨越式發展，要如何能夠幫助發展中的國家公民創造新的高科技就業機會，並幫助各國建立工業基礎。
這些見解指向了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最終策略的輪廓，但仍有許多未知的地方。技術人員，發展專家和政策制定者需要齊心協力，評估過去的跨越式發展，並探索對未來發展中經濟體具有破壞性潛力可能的新興技術。這些見解應為特定情況下的策略提供參考，這些策略將幫助決策者確定跨越式發展的條件，制定使創新成功和規模化的靈活政策，並以鼓勵採用和創造價值的方式應對新技術趨勢。
Erol Yayboke是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策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美國發展領導力項目以及繁榮與發展項目的副主任和高級研究員William
A. Carter是CSIS的兼職研究員Google負責AI的技術政策計劃和政策負責人。威廉·克魯普勒（William Crumpler）是CSIS技術計劃的研究助理。
評論由策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製作，CSIS是一家專注於國際公共政策問題的私人免稅機構。它的研究是無黨派和非專有的。CSIS沒有採取特定的政策立場。因此，本出版物中表達的所有觀點，立場和結論均應理解為僅是作者的觀點，立場和結論。 |
